1932年二月，正值西北反帝同盟军进行改编的关键时期，甘肃正宁县三嘉塬地区突然爆发了“三甲塬事件”。此事件系西北反帝同盟军领导人谢子长下令收缴刘志丹部队武器所致。该事件不仅掀起了陕北地区的肃反浪潮，加剧了西北红军内部的分裂，而且间接催生了高饶事件的爆发。尤为严重的是，它牵扯出了所谓的“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一案，由此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对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深远的不良影响。
为透彻剖析“三甲塬事件”，我们有必要追溯至陕北红军的两位杰出先驱——谢子长与刘志丹。刘志丹与谢子长，他们是西北红军及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立者。而其创立西北红军与开辟西北根据地的历程，正是始于“兵运”活动。
谢子长（1897—1935），陕北红军与苏区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于1928年投身于渭华起义的领导工作，为革命的星火播下了希望的种子。1930年8月，伴随着中共陕北特委的正式成立，中共陕北行动委员会军事指挥部亦随之诞生。谢子长荣幸地被任命为总指挥，承担起关键的军事指挥职责。他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前往上海中共中央特科接受专业培训，归来后重返陕北，继续在甘肃平凉地区开展兵运工作，并在陕北各地辗转作战，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贡献了卓越的努力与汗水。
刘志丹（生于1903年10月，逝世于1936年4月），堪称西北红军及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奠基人之一。1928年，他不仅亲身参与了渭华起义的领导工作，更荣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的主席。翌年，刘志丹又投身于红二十六军的创建，并担任了政治委员一职。在陕北，他积极推动兵运工作，在投身军事工作的同时，亦致力于争取、教育和改造绿林土匪武装。在他的感召下，诸如赵连璧（赵二娃）等众多绿林豪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31年10月，刘志丹成功组建了陕甘边游击队（亦称南梁游击队），为革命力量的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1931年9月，晋西游击队员阎红彦、拓克宽、黄子文等人，率领数十勇士，与师储杰所带领的烟商保镖武装两百余人携手，共同组建了师储杰大队。该队在陕北的安定、延川地区展开游击作战（民间称之为陕北游击队）。至10月下旬，他们与刘志丹所领导的陕甘边游击队在南梁地区成功会师。会师之后，革命武装力量迅速壮大至700余人，并迅速控制了华池的二将川、城壕川、悦乐川等地。
三甲塬事发现场
1931年11月，中共陕西省委委派谢子长与高岗两位同志前往南梁。高岗同志传达了省委的紧急指令，指示要整编部队，迅速构建正式的红军队伍，并在南梁地区着手创建革命根据地。然而，在讨论中，关于举起何种旗帜以及如何改造部队的问题，与会同志们展开了热烈的争论。
谢子长与阎红彦力挺陕西省委的决策，力主迅速树立革命红旗，并积极倡导组建陕甘游击队红军，投身于游击战的洪流。然而，刘志丹鉴于过往的挫折经验，持有不同的看法。他坚信，当前我军规模有限，结构亦较为复杂，若仓促举旗，恐怕会招致敌人的过度关注，这对游击队的存续与成长并无裨益。因此，他提出，应当首先在陇东军阀陈国璋的旗下暂时蛰伏，趁机壮大自身实力，待时机成熟后再行考虑正式树起红旗。
谢子长与阎红彦亦指出，刘志丹所率领的南梁游击队中，绿林人士占比偏高，队伍构成相对复杂。鉴于此，他们认为有必要对那些不可信的成员采取行动，包括缴械、解散甚至枪毙。然而，刘志丹并不同意即刻对部队实施所谓的“清洗”措施。他坚持主张以教育和改造为主要手段，对于那些实在难以改造的个别人选，则进行必要的清理。
因观点差异，谢子长与刘志丹间的争执尤为尖锐，阎红彦更是与刘志丹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执。尽管双方“经过深入探讨”，仍有部分意见未能达成共识。
至1931年12月，中共陕西省委作出重要决策，将陕北游击队与南梁游击队合并，组建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谢子长同志被任命为总指挥，刘志丹同志担任副总指挥。该同盟军下辖两个支队及一个警卫大队，总兵力逾700人。陕北游击队被改编为第一支队，由师储杰同志出任支队长。该支队设有三个大队和一个警卫队，其中第一大队由阎红彦同志担任队长，第二大队由杨鼎同志领导，吴岱峰同志任副队长；第三大队则由雷恩钧同志担任队长，警卫队由白锡林同志指挥。南梁游击队则改编为第二支队，刘志丹同志兼任支队长。该支队同样下辖三个大队和一个警卫队，第一大队由赵连璧同志领导，刘景范同志任副队长；第二大队由杨培盛同志担任队长，白冠五同志任副队长；第三大队由贾生财同志领导，谷聚山同志任副队长；警卫队则由刘丕杰同志负责。
1932年1月，刘志丹与谢子长携手领率西北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县的三甲塬展开了一场军事整训。同盟军成立以来，队委会便围绕改造部队及挥舞红旗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尽管谢子长曾特意指派阎红彦、杨重远与刘志丹进行深入交流，以期达成共识，但刘志丹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鉴于双方意见难以调和，谢子长等人未经刘志丹的同意，便秘密召开队委会，果断决定：首先收缴第二支队的武器，对队伍内部进行整顿，此后再公开高举红旗。
在三甲塬，面对物资补给的重重难关以及春节的日益临近，师储杰与赵连璧（赵二娃）携手，积极组织人员外出，以期筹集所需物资。然而，不幸的是，其部下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发生了抢劫民众财物的严重事件，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谢子长闻讯后，立即召集了一支队的党员大队长及以上级别的负责人，召开了一场紧急会议，但并未邀请刘志丹和师储杰出席。在会议中，谢子长严肃指出赵二娃等人违反了群众纪律，故意将民众的粮食丢弃井下，并在夜间进行抢劫，严重侵犯了民众的财产安全，引发了群众的恐慌，并对我们产生了误解。经过深入的讨论，最终决定利用部队开拔前的集合讲话时机，对第二支队的枪械进行收缴，并对赵二娃进行处决。
刘景范（左2）
至1932年农历正月初一，即2月6日，谢子长趁着部队集合训话的时机，将全军将士以及各支队领导、大队队长齐聚一堂。演讲结束后，他紧接着说道：“我们这支队伍结构复杂，其中不乏挂羊头卖狗肉之徒，竟有缴获二支队枪械的行为。”言辞刚落，白锡林立刻将赵连璧紧紧抱住，而阎红彦则开枪将赵连璧（赵二娃）击杀，紧接着缴获了刘志丹的武器。与此同时，第一支队的警卫队亦将第二支队第三大队副队长谷聚山及第一大队第一中队王队长击毙，并造成第二支队第二大队副队长白冠五受伤。在第二支队被彻底解除武装后，谢子长当众宣布该支队全体人员解散，士兵各自归家，而干部则被开除出同盟军。刘志丹不幸被谢子长和阎红彦软禁。
刘志丹对此缴枪事件深感不悦，内心亦受到不小的冲击。“在缴械之后，刘志丹与谢子长一同步入一间屋内。刘志丹对收缴枪械之事心怀不满，谢子长则安慰道：‘我们虽收缴了土匪的武器，但绝无将你视为土匪之意。’”自此后，刘志丹与谢子长、阎红彦等人之间的分歧与矛盾便公之于众，愈发明显。
此次缴械事件的后果尤为严重，谢子长等人不仅导致第二支队一大队队长及众多干部遭受伤亡，更使得整个第二支队被迫解散，仅剩寥寥数十人。刘志丹率领的400多人的队伍瞬间陷入瓦解。出身于烟商武装的第一支队支队长师储杰，因担心自己“成分复杂，不可靠”，担心遭受清洗，于是当夜便带领第一支队的200余人携带武器叛逃，投奔杨虎城，成为其麾下的一支部队。后来，他又放弃了武装，转而从商。这样一来，反帝同盟军的人数锐减至百余人，革命力量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刘志丹雕像
在“三嘉塬事件”发生的第三日，省委巡视员高岗自西安抵达三嘉塬，随即解救了刘志丹。
1932年2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宣告成立。谢子长被任命为总指挥，李杰夫担任政治委员，杨仲远则出任参谋长一职。该游击队下辖两个大队、一个骑兵队和一个警卫队。具体而言，第一大队由阎红彦担任队长，而杨仲远同时兼任政治委员；第二大队的队长是吴岱峰，政治委员则是高岗。警卫队的队长是白锡林，政治委员由胡廷俊担任；骑兵队的队长则是强龙光。全军总人数超过200人。
“同盟军第一支队系核心力量，而第二支队则由土匪团伙混合组成。以如此成分组建部队，若要彻底净化，清除其中的土匪流氓分子，仅凭幻想是远远不够的。鉴于此，我们作出以下决定：首先，对第一支队的诸多土匪首领予以清除，逐步甄别，尽可能保留一部分进步分子。其次，对第二支队进行整体处理。据此，第一支队已将数名土匪首领一并清除。第二支队在2月初全部缴械投降，其中保留部分成员，其余则被开除。”
三月中旬，刘志丹抵达西安，向省委详尽地报告了“三嘉塬事件”的具体情形。省委对谢子长等人采取的措施表示了不满，指出：“你们时常宣扬‘游击队成分不佳’，却未强化教育，也未将我们的决议和指示在群众中进行讨论，反而将其封锁，隐瞒于众。因此，改造的唯一途径，便是将‘不良分子’予以开除，并解除整个部队的武装。”
在“三嘉塬事件”发生后，涉事双方在随后的五十余年间，对事件的看法产生了鲜明的分歧：
在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针对“三嘉塬缴枪事件”，部分同志质疑该事件系谢子长、阎红彦等人所策划的“阴谋”。对此，阎红彦进行反驳，他表示：“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有人指责这是我的阴谋。今天高岗同志也在场，我想借此机会澄清，这究竟是不是我的阴谋？如果真是我的阴谋，那么它不是我的个人行为，而是党的决策。我仅强调一点，我坚信自己的做法并无不妥。”
“缴枪事件我应承担主要责任，但当时并非我担任主要负责人。总指挥是子长，政委是李杰夫。虽然我也在其中负责，但我坚定地支持并执行了党的指示。”
谢子长雕像
“刘志丹麾下的队伍实为土匪，他们掠夺民财，强抢民女，沉迷于鸦片，甚至在战时，竟有将妇女作为战利品一同携带，与她们一同逃窜。”（此指赵连璧在28岁时迎娶了一位寡妇，因无处安身，无奈将妻子带入军中，与她共同生活与并肩作战。）“若非将其刘志丹拘捕，已是宽恕至极。”
1962年，继《刘志丹》事件发生后，阎红彦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关于刘志丹缴枪一事，报道过于简略。实际上，他并未积极高举红旗，更强调南梁的重要性，且在群众工作中不够尽职。随后，习仲勋与刘景范亦纷纷以南梁为榜样。在三甲塬，刘志丹在政治和组织两方面均存在失误。具体而言，政治立场上的问题在于他的意识导向，而组织上的问题则体现在未能严格执行省委的指示。报道中将刘志丹描绘成完全正确的人物，我对此表示怀疑。事实上，他对红军的信心始终不足，直至三甲塬事件发生，他才被迫缴械投降。”
1979年，吴岱峰在其回忆录《黄土高天举红旗》中坦言，“三嘉塬缴械之举，虽属无奈之举，却实属必要。是否交出武器，本质上关乎是否继续高举红旗的问题。若当时我们选择不缴械，整个队伍将面临瓦解乃至被彻底消灭的极大风险。”
20世纪80年代初，刘志丹的胞弟刘景范说：“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历尽千辛万苦，流血牺牲搞起的这支革命武装，无辜的被自己的同志搞突然袭击消灭了。人们不禁要问，这到底是为什么？共产党人的自相残杀，真使人痛心！”刘景范得出结论说：“三嘉塬事件”完全是谢子长、阎红彦、吴岱峰等宗派主义的恶性发作，是一次消灭革命力量，不利于我而有利于敌人犯罪行为。”
1988年，李建彤，即《刘志丹》一书的作者，且为刘景范之妻，在著作中大胆地提及谢子长、阎红彦等人的姓名，并对他们的品德提出质疑。她明确指出，所谓的“三甲塬缴枪事件”系谢子长、阎红彦暗中策划，对刘志丹的部队发起了突袭。她认为，这纯属他们的失误，却反而将责任归咎于刘志丹未打出红旗。
中共中央就“三甲塬事件”问题作出了结论。1986年5月21日，中央办公厅发布文件强调：“该队伍存在成分不纯、作风与纪律不佳等问题，依照党的建军原则进行整顿确属必要。然而，在通常情况下，若采取以部分人缴械另一部分人的做法，尤其当刘、谢两位主要领导人意见未能达成一致时，采取缴械手段，甚至导致人员伤亡，无论决策者是谁，均属不当，更遑论正确。幸而，队伍中有众多同志秉持大局观念，始终坚持革命立场，为西北革命及红军的壮大贡献了卓越力量，刘志丹同志便是其中的杰出典型。此事已过去半个多世纪，相关的主要领导人亦已离世，如今我们应着重总结经验教训，不宜再追究个人责任。”
三甲塬事件过后，刘志丹与谢子长这两位革命先烈的牺牲，使得高岗、张秀山与阎红彦、吴岱峰等接棒者之间，矛盾与分歧逐渐浮出水面。尽管中共中央在历史上对这一事件作出过多次明确结论，涉事双方对事件的认知与诠释至今仍存在显著差异，未能达成共识。这一历史悬案，至今仍悬而未决，化作一桩扑朔迷离的历史谜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