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9月，张家口战役作为国军全面进攻阶段的关键一战，成为了我军难以忘怀的惨痛教训。
张垣，即古称张家口，曾是察哈尔省的省会，其重要性远胜于华东地区失去的两淮地区，在政治宣传上具有更为显著的意义。因此，南京政府对此大肆宣扬，夸耀如何重创共军等战绩。
这场战役实质上是大同集宁战役失败后所引发的一系列恶果之一。过往，众多军事历史爱好者在探讨此次败绩时，普遍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指挥层面存在问题。
然而，此事的复杂性远超表面，唯有从敌我双方进行深入剖析，方能洞察问题的本质所在。
一、傅作义特点
晋察冀军区所面对的敌军实际上分为三个不同的体系。首先，是受保定绥署指挥的中央军系统，其兵力大约在二十万人左右。其次，是山西的阎锡山部队，兵力约为十数万人。而排在第三位的是傅作义的部队，其人数不足十万人。
一比较便显而易见，为何实力雄厚的国军未能攻克张家口，尤其是保安绥署，其部队的精锐程度，远非傅作义所部可比。然而，最终成功夺取张家口的却是傅作义的部队。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入剖析傅部，探寻其卓越之处究竟何在。
傅作义将军堪称一位异才，其练兵与用兵之法，与国军主流将领截然不同，即便在众多地方军阀之中，也堪称独树一帜。
傅作义将军的生平资料，鉴于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他将多年积累的日记尽数焚毁，加之其地方军队的特殊性质，缺乏一套完整的历史档案，因此，对其全面了解变得尤为困难。
迄今为止，最为直接且详尽的史料资料，乃是我国全国政协在上世纪80年代编纂的《傅作义将军生平》一书。书中收录了刘一平师长（曾任三十五军267师师长）所撰写的关于傅系部队练兵与作战特色的资料，内容丰富，令人颇感满足。以下为对该资料的摘要及解读。
刘一平曾就读于傅作义所创办的绥远三十五军训练所第二期学生队，自排长职位起，逐步攀升至连、营、团、师及参谋处等多个职务，其观察之深刻，令人信服。依据他的回忆，我们得以窥见傅作义部队的三大显著特色：
军官作风质朴。
傅作义深信一个理念，并将其坚定不移地灌输给全体官兵：富贵之家往往难以在战场上取得胜利。
昔日与傅作义共度艰难岁月的团长曾延毅，曾在涿州顽强抵御奉军，立下赫赫战功。傅作义对他委以重任，先是任命他为旅长，后又擢升为天津公安局长，使他财富骤增，生活日益奢华。然而，傅作义却毫不犹豫地将其调任副军长，并将他闲置一旁，不再重用。
他的七弟傅作良与连襟蔡玉庆均具备一定的资历，渴望担任军队中的主官职务。然而，傅作义对他们是否能真正胜任战斗岗位持有疑虑。即便面对这样的至亲，他亦未曾给予特殊照顾，仅安排他们在国民兵（亦称地方保安部队）中担任小官小职，严禁他们担任作战部队的主官职位。
傅氏的理念虽非全然无误，然而在贪污横行、腐败蔓延、军长三年间挥霍百万银两的国民党军队中，他却宛如一股清流。在傅的亲自倡导和以身作则之下，其麾下军官们相对廉洁自律，摒弃了享乐主义，普遍保持着高昂的斗志和远大的抱负，全心全意致力于战斗。
善于统一思想。
傅作义将军坚持每年在特定时段召集高级军官举行会议，旨在统一思想。此外，他每周四还会组织工作汇报，会议重点在于分析当前战局和制定作战策略，同时总结作战经验与教训。在会议中，傅将军还会对人事调整、物资补给、马匹与辎重等重要事务进行细致安排。
傅部的主力部队，由三十五军衍生而来，规模适中。因此，统一思想的工作能够迅速显现成效，傅将军的指令得到了良好的执行。
切莫轻视此点。国军于其他战场的作战屡遭困境，其根本原因多在于思想认识上的分歧。蒋介石与国防部、参谋本部虽意图明确，不论是对是错，却往往难以得到统一且坚定的执行，与我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傅作义凭借其规模较小、易于控制的体制优势，无意间巧妙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傅作义继而执掌北平，担任华北剿总司令之职，他依然渴望维持原有制度。然而，一方面，鉴于部队规模庞大，个人力难独揽具体事务，他不得不转向宏观层面的领导；另一方面，由于蒋系将领众多，他们的意见与傅作义相左，表面和谐而内心却各有心思。这种混乱的体制与层级结构，导致傅作义难以有效掌控部队，华北部队的战斗力因而日益衰退。
第三，我们的战术风格异常犀利。对此，我们可以将大同集宁战役作为例证，一同进行探讨。
二、攻大同一语难尽
傅作义在涿州城坚守三月，顽强抵抗奉军的围攻，其卓越的守城技艺声名远播，蜚声天下。然而，傅作义的作战风格并非一味死守，而是展现出了极高的灵活性和机动性，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作战体系。
傅作义在作战中素以出其不意的突袭战术著称，他并不倾向于正面交锋，而是追求在战斗中抢占先机。他常对部属言道：“在进攻时，务必采取突袭，出奇制胜，集中优势兵力攻击敌人的薄弱环节，直击敌军要害。一旦袭击目标既定，便需坚定执行，勇往直前，否则畏缩不前，必将错失良机。”
以1946年8月大同集宁战役为例。
晋察冀与晋绥两支部队对大同形成合围之势，尽管预料到傅作义可能率部前来支援，然而鉴于大同是阎锡山的势力范围，傅作义即便在蒋介石的迫使下前来增援，恐怕也不会过于热心。即便他的部队有所行动，速度也不会太快。即便行动迅速，但傅军必须经过的路径上，我军早已占领了集宁城（现属乌兰察布）与卓资山，傅军的攻势未必强劲，我军足以将其牵制，从而能够集中精力攻克大同。
三料想皆落空。
首先，蒋介石发布命令，将大同之地划归傅作义所领导的绥远势力范围。傅作义对此行动表现出极大决心，迅速调集其全部部队，士气高昂，全力备战。
其次，行动之速令人咋舌。傅作义惯以骑兵奇袭，其行军迅猛，令我卓资山守军独1旅准备不及，原定坚守三天，却仅坚持数小时便告沦陷。傅作义部队再次加速推进，直逼集宁城下，此举出乎我军预料，大同方向的守军被迫紧急调动兵力北上，以解集宁之围。
第三，傅军的攻势依旧迅猛异常，以三十五军新31师为核心的三个主力师迅速挺进至集宁城下，对守军造成了连续的重创，迫使守军纷纷发出求援的呼喊。
我军前指无奈将主力部队调往集宁，意图采取内外夹击的策略，意在集宁城下围剿傅作义赖以生存的核心力量——新31师。
然而，由于侦察工作的疏漏，我们未能察觉到傅作义尚有后手。正当守城部队在城下激烈交战之际，三十五军的主力师101师，以及众多骑兵和炮兵部队迅速赶到战场，对我军城下的部队发起了反包围。
我军初遭国军围困，随即展开反围行动，而国军随后又实施二次反包围。如此错综复杂的军事态势，在长达三年的解放战争期间实属罕见。
此刻，两位最高指挥官的即时应对，鲜明地显现出彼此之间的差距。
傅作义在战前紧急召集集团长级以上干部举行会议，旨在统一思想，强调务必攻克集守阵地。他部署了作战策略：第一梯队率先发起攻击，第二梯队紧随其后，实施前后夹击；同时，安排骑兵进行奇袭，榴弹炮营提供火力支援，并出动飞机协助作战。战斗的进程大体上遵循了傅作义事先的规划。尽管战斗激烈，伤亡惨重，但部队仍成功控制了节奏、趋势和战场局面。
我军临场指挥与应对表现颇显不足。首先，增援集宁的行动犹如添油战术，未能效仿傅作义将军的果断，一上来就采取主力集中的策略。其次，在围困敌方第一梯队三个师之后，对敌情的判断模糊不清，本应乘胜追击，却错失良机，停顿一晚，给了敌人喘息之机，得以稳固阵地。再者，面对傅军第二梯队的攻势，我军一度陷入慌乱，犹豫不决，不知是先集中火力对付被围之敌，还是优先打击援军。
纵然杨得志纵队与陈正湘纵队均以赫赫战功闻名，堪称一等一的名将，然而顶层指挥层的不足，使得即便拥有如此名将，亦难以弥补指挥上的缺陷。
集守之战失利，大同方面的攻势亦不尽如人意。不妨以一例为证。
在攻城战中，我军采用的战术较为简陋，主要以猛攻强冲为主，对战场的细致侦察和战略调整显得不足。三纵第七旅第十九团成功攻克了大同城北门，然而，急于入城的团指挥所却匆忙设在火车隧道内。不料，隧道之下竟然隐藏着地雷，指挥所不幸触雷，导致爆炸发生，团领导干部伤亡惨重，仅剩二人幸存。
三、张家口
一旦集宁失守，大同方向的攻势便难以持续，我军不得不全面后撤。
然而，如此重大的挫折，却未能唤起足够的警觉。思想上的懈怠最终导致了张家口的陷落。
1946年秋季的尾声，华北国军发起了对张家口的攻势。
最初，故事的主角并非傅作义，而是保定绥署孙连仲指挥下的中央军嫡系部队，包括十三军和九十四军等。十三军作为国军中的十三支美械装备部队之一，以其强大的战斗力著称。因此，军委和晋察冀军区都将东线防线视为战略要地，主力部队的三分之二均部署于此。
的确，战斗最为惨烈的战场正是在东线展开，怀来地区所经历的战斗尤为艰辛。而在北平方向，国军始终未能推进至张家口附近。
然而，从军委直至一线的防守部队均对局势作出了严重误判，想当然地预期傅作义不会派遣精锐部队进攻张家口，亦不会偏离从大同向东便捷的进攻路径。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晋察冀地区的残余部队悉数西移至大同一带。与此同时，张家口以北地区兵力空虚，警备司令员郑维山所掌握的防守力量仅限于两个团的兵力。
在郑维山的回忆录中，提及了这一细节：张家口之北，广袤的草地平坦开阔，难以构成有效的防御，且兵力空虚，正是一处实施奇袭的绝佳方位。然而，他并未在回忆录中夸大其词，将自己描绘得极具远见，反而坦诚地承认，他对张北县兵力薄弱的情况并不了解，亦未曾充分准备或预留应对之策。
傅作义采取多种方法麻痹我军。
首先，他刻意在大同制造轰动，派遣副司令长官挑选了位于大同的宅邸作为大军驻地的所在，同时还将坦克和榴弹炮部队调运至大同，以此混淆我军的视线。然而，真正的主力部队实则隐藏在集宁以东的广阔区域，静待时机，伺机而动。
其次，他巧妙地对暂三军及三十五军下属的师团进行了对调。如此一来，即便解放军得知了番号，也可能误判进攻的先锋部队为实力较弱的暂三军。而实际上，新31师和101师这两个核心主力部队却隐藏其中。傅作义此举，可谓是“虎质羊皮”，运用战术欺骗，其细致入微之处，堪称一绝！
第三，鉴于保密之需，傅作义舍弃了国军通用的密码系统，转而采用绥远特有的加密方式。此举使得晋察冀部队的解码努力始终未能奏效，即便傅作义的部队已经兵临张家口城下，仍无人能够破解任何一封加密电报。
第四，傅作义胆识过人，敢于孤注一掷。尽管他未能确切探明张家口北面是否部署有重兵，然而他仍命电讯处对张家口西面及北面进行电信号的侦测。结果显示，西面的电信号密集，而北面的电信号稀疏，据此他断定北面并无大规模的部队驻防。
即便只是基于直觉的猜测，然而通过细致入微的推敲和合理的推测，结合原始而简陋的技术手段与战术分析，我们恰巧精准地把握了晋察冀我军的实际状况。
在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之后，傅作义下达了进军令，指挥各路大军自集宁启程，向东挺进，穿越广袤的荒漠草原，继而转向南方，直指张家口北部的张北县。
前锋700骑兵抵达后即刻发起猛攻，此时城中仅余两个连队负责防御。起初，城内驻扎有一个完整的团，然而，根据前线哨兵传来的情报，守将察觉到傅军骑兵的动向，随即派遣主力部队准备进行截击。
靳书科，傅作义机械化部队的大队长，回忆道：当时张北县城内一切井然有序，戏院依旧热闹非凡，百姓进出城门无异常状。骑四师师长刘春方随即摒弃了原定夜袭攻城的计划，果断下令立即发起攻击。守军抵抗乏力，仅两个小时，张北县城便落入敌手。
即便面对如此严峻的敌情，军委及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均未能确切掌握傅作义部队主力的确切位置。这是因为杨成武部在大同方向刚刚传来消息，指出傅作义的三十五军正出现在该区域。
军委对形势的判断亦出现重大偏差，向聂荣臻发出电报，认为傅作义不太可能派出主力部队，充其量只会出动约一万人，用以补充东线的中央军，主要任务是以骚扰为主。同时，张家口仍驻有两团兵力，建议坚守城池，巩固防御。
西线防守兵力维持现状。
然而，战况愈发令人不安。郑维山将军率领的军区教导队在张家口以北设防，但他们的局势与军委的电报所述相去甚远。傅军的攻势异常猛烈，拥有骑兵、步兵、炮兵，甚至出动飞机助战，这哪里像是仅有一万人的规模。
傅军一路突破至狼窝沟的最后一道防线，直至逼近张家口城外四十公里处，军委传来了最可靠的情报：傅军下辖两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
郑维山抱怨道，获取这情报的过程可谓是艰辛无比，然而，遗憾的是，它来得实在是太过迟了。
这封徒劳无功的电报未能扭转局势，面对一个教导旅的顽强抵抗，聂荣臻无奈之下只得下令，撤离张家口。
针对文章标题所提疑问，探究责任归属，究竟谁的过错最为严重？
绝不能全怪聂帅。
首先，国军对北平的进攻异常猛烈，吸引了晋察冀军区的大部分主力，这使得聂帅手中可供调动的牌并不多，一旦出现突发状况，确实难以应对。
其次，傅作义的作战方式颇为独特，其战斗风格在诸多方面与我国军队存在相似之处，这导致我军对其难以适应。
第三，晋察冀军区在总体应对上尚显不够敏捷、精准与灵活，其作战计划亦略显单一，应变能力有待加强。
从客观规律的角度来看，即便道路崎岖，我们也必须勇敢地探索；即便遭受损失，我们也需勇敢地承受。不勇于尝试未知，便无法洞察潜在的风险；不经历挫折，便无法认清自身的不足。面对再强大的敌人，我们也需学会适应，唯有如此，方能每战必进，不断向前。
在《水浒传》中，当史进与石秀率众与庞万春展开激战之际，却不幸遭遇庞万春预先埋伏的军队。路旁伏兵突然发箭，导致梁山六位英勇好汉命丧黄泉。面对此事，卢俊义与朱武展开一番深入讨论。朱武指出，这种伏击之计仅能使用一次。随后的战斗中，梁山好汉改以火攻烧毁道旁山林，使得方腊军的伏兵计策失效。
应对傅作义麾下的部队，亦遵循此理。傅作义采用的战术略带独特，短期内颇见成效，然而总体而言，其风格更像地方军阀的旧式打法。虽然偶尔能获得小胜，但在威力上，终究无法与正规的大兵团作战相比。这正是傅作义所缺乏的。
我军洞悉了他惯于出奇制胜的策略，随后交战时，一旦我们有所警惕，便再未遭受如张家口失陷这般惨痛的败绩。
华北战场的激烈程度与挑战性，相较于其他战略区域，实乃相形见绌，此中缘由，不言而喻。
#我的过冬仪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