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昌衡
长期以来，我对四川的两位人物情有独钟，一位是彭县的尹昌衡，另一位则是广汉的戴季陶。他们一文一武，皆乃人中豪杰。戴季陶的形象，我时常萦绕于心。自离开四川已逾十载，每在北京漂泊日久，便愈发觉得戴公其人颇具趣味。加之与广汉有着深厚的渊源，每年春节返乡，我总会乘坐广汉的车，于成都、自贡等地闲逛。我始终坚信，在四川人中，能与中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者，能与戴公比肩的，寥寥无几。
你究竟算哪门子的权势？
我曾探访过成都王家坝街上的尹公馆，此处早已破败不堪，成为多户人家的杂居之地。楼上楼下开设着麻将馆，门前则摆放着露天茶座。尹昌衡身材魁梧，人称“尹大汉”，他是辛亥革命时期四川乃至全国的风云人物，曾担任四川大汉军政府的都督。他当年亲手处决赵尔丰，勇猛无畏，成为四川的领军人物；在西征平叛的过程中，对稳定康藏地区做出了重要贡献。遗憾的是，如今的尹公馆内并无多少文献资料，仅在外门处挂有一块小小的指示牌。
去岁，听闻彭州市相关部门在尹公的故乡——升平镇重建了尹昌衡故居纪念馆，便特地前往一观。彼时，天空中飘洒着细雨，这座于2015年竣工的故居正在扩建之中。偌大的庭院里空无一人，显得冷清而凄凉，自然也未能见到任何文献资料。回想起一百年前，尹大汉率领一众兄弟投身社会运动，挥舞大汉旗帜，豪气干云地高呼推翻帝制、迈向共和的壮丽口号，那时的尹公，其人生何其豪迈，堪称辛亥革命的成功大将军也。
随后，袁世凯将其召至京城，实则软禁。数年后重返四川，昔日的部下们已各自称霸一方，刘湘、刘文辉、杨森等人劝说道：“老兄，欢迎您重返四川，只是现在的地盘早已被瓜分殆尽。不如您老人家回乡安度晚年，品茶读书，享受宁静，不知您意下如何？”
时光荏苒，人事已非，再看那些往事，又有何意义？一代豪杰，卸甲归田，闭门谢客，淡泊名利，这终究是无奈之下的选择。随后，刘邓大军执掌西南，邓公还曾特意前去看望当时寓居重庆、闲赋在家的尹老。英雄不提往昔战功，这些终究只是过往烟云。
在这座纪念馆内，已鲜见值得纪念的物件，庭院空旷，久候无人。我在“推翻帝制，迈向共和”的石碑前，只能独自摆拍。踏过泥泞小道，我来到展板前。人生何处不相逢，忽然瞥见一个熟悉的名字——谢幼田，竟是那位曾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教授的人物。这不就是当年四川社科院的谢幼田谢老师吗？记得三十八年前在成都，他硬是要我们这些年轻后辈到他家，执意传授艺术，甚至坚持让我们兄弟分开住宿。至于背后的原因，涉及私德，我难以启齿。原来与谢教授多年未曾联络，如今他已投身美国，远离共和，拥抱帝制，世事无常，令人感慨。
戴季陶
回首过往，自幼我仅知“主义”一词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相关。直至80年代，广泛阅读后始识戴季陶主义，该主义出自国民党要员、理论大师及文坛健将。尽管世人言说主义有优劣之分，但年少时的我，却固执地认为凡被冠以“主义”者，定是杰出之士，否则何以解释历史上主义名称的稀缺呢？
在90年代，我国致力于经济发展，全民追求财富，那时盛行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正是在那个时期，我了解到戴季陶是广汉人，而他加入同盟会的引荐者正是我们自贡的雷铁崖。他们二人都曾是孙大总统的秘书，想必都曾说过：“你不过是个无名小卒罢了。”雷铁崖和戴季陶都是年少成名的大才子，都曾担任过主编和主笔。若论写作速度和文字功底，现今那些胡编乱造之辈，恐怕只能为这些才子做些跑腿小事。
通过阅读戴季陶外孙女万郁文女士的文章，我才得知戴公之墓位于昭觉寺。她在文中详述了迁墓的曲折历程，对此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网络上自行搜寻相关内容。记得两年前，我还特地约见了万大姐，与她品茗论道，并请教了一些相关的问题。我始终坚信，研究一个人，应当从其血脉传承着手，因为其他的信息很可能只是误传。去年年底，我专程前往昭觉寺进行拜祭，戴公墓前有一片被命名为“黄埔林”的树林。巧的是，那天我恰好身穿黄色的衣服，但需明确指出，我与黄埔豪门并无任何经济联系。我仅是几本书的阅读者，出身于草民之家，内心深处对戴公的传承贤德充满敬意。尽管我对各种主义只是略知一二。
搞不懂主义没有关系，重要的是搞懂人生。戴季陶早期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有贡献的，比如推动翻译《共产党宣言》，比如起草《中国共产党纲领》，还比如当年上海法租界渔阳里六号是戴的寓所，是他提供出来作为陈独秀等组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场所。
世人皆知，戴季陶后来转向反动，成为了国民党反动理论的代言人。他曾历任国民党宣传部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中山大学校长，并最终担任民国政府考试院的院长一职，长达二十年之久。若有人以为此“考试院”仅指高考、中考的考试机构，那无疑表明其历史知识几近空白。而后，戴季陶于1949年2月11日因过量服用安眠药而自杀，终结了他在民国的生命。如今，他的骨灰安放在成都昭觉寺，静享宁静。
赵九章，戴季陶的外甥，被誉为我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奠基人。他早年曾担任戴院长的秘书，随后在清华大学完成了学业，并赴德国深造。归国后，赵九章投身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致力于人造卫星的研究工作。随着我国首颗卫星的成功发射，赵九章的科研生涯达到了巅峰。然而，在1968年10月26日，赵九章因服用过量安眠药，不幸在“文革”期间离世，现长眠于八宝山。
两代人的命运轨迹何其相似，皆在青春年华便踏上征程，闯荡世间，最终功成名就，成为世人敬仰的佼佼者。然而，遗憾的是，他们最终都陷入了过度的悲观情绪，不幸误服了错误的药物，从此长眠于世。
戴公对家乡广汉的贡献，我所知至少有两项。首当其冲的是，他在1941年委托梁思成先生参与广汉县志的重修工作。梁先生及其助手负责了对古建筑的拍摄与测绘，为广汉留下了560张极具价值的古老照片，这样的数量在中国恐怕难以找到第二家。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正值抗战进入僵持阶段，民国政府的相关机构进行了战略深度的部署。在文化领域，我所了解的还有摄影家孙明经先生参与的川康两省战略资源考察活动。这些活动并非个人行为，而是承载着国家的使命。
戴公当年提议编纂《广汉县志》，并委托国立编译馆的郑鹤声、康清柱等九十余人组成调查团，其中不乏梁思成等建筑学专家，这显然并非为了个人荣耀，而是以广汉县为样板，为中华文化的振兴贡献力量。各位是否领悟到，这并非微不足道的贡献？请向领导转达，到各地编纂书籍或画册，这类小事，我年轻时便已涉足。若以此视角解读编纂《广汉县志》的初衷，恐怕是误解了历史，觉悟远不及我。遗憾的是，《广汉调查报告》至今未现踪迹，不知是否还有志同道合者寻访？
二是戴公曾向故乡的广汉图书馆慷慨捐赠大量书籍，囊括《四库全书》、《十三经注疏》等共计四千余册的古籍线装本，如今这些文献已成为罕见的历史资料。如此贡献，难道不是相当可观吗？
广汉市将旧时照片汇编成册，命名为《影子之城》。书中收录了梁思成先生早年拍摄的一系列经典影像，但作者署名的处理让人啼笑皆非。我不禁疑惑，出版社的编辑水平究竟如何？这样的署名顺序，让人误以为萧先生所著，梁思成先生仅作为附庸参与摄影和配图。事实上，历史的发展有其严谨的先后顺序。四川人有言，蒸笼需分上下盖，棍子不可倒置。类似的说法，若是出自无知之辈，难免会受到指责。
遗憾的是，广汉能否效仿彭州建立一座戴季陶纪念馆的可能性似乎不大。主要担忧或许是戴季陶的历史形象问题，毕竟他的某些观点被认为较为激进。或许广汉对于戴公文献价值的重视程度不高，毕竟广汉拥有丰富的文物资源，如三星堆遗址，其价值无穷。然而，我认为文物虽然具有永恒的价值，但文献却能传递历史的温度和血脉，代代相传。值得一提的是，戴季陶在成都的祖宅位于成都四道街40号，我建议青羊区相关部门可以考虑在打造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时，借鉴尹公馆的做法，设立一块纪念牌，这或许能体现成都对历史文化的包容与尊重。
昭觉寺的墙壁上，那“福”字已被无数人的触摸变得光滑，遗憾的是，许多人却忽略了“福”字之上的“觉”字。更令人惋惜的是，鲜有人知晓昭觉寺的“觉”字，实则指的是“觉悟”之“觉”。不久前，我特意身着红衣前往昭觉寺，却因口罩限制，未能如愿进行“双暂停”。至于这“双暂停”具体指的是什么，我实在无从得知。同样，我对那个时代的尹昌衡与戴季陶是否相识、是否共饮、是否同局麻将、以及他们说话时的口音是否一致，也都一无所知。
我不便妄加评论，某些历史真相的确有待考古学家的深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