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为罗荣桓夫人林月琴回忆录。林月琴（1914年1月18日—2003年11月22日），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一户小商人家。积极投身革命，红军长征女干部，是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总政治部干部部原顾问，于1955年获授大校军衔。1937年7月10日，荣桓由后方政治部主任调任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正收拾行装，准备到部队去。一天，毛主席派警卫员来叫我到他的住处去。当时，我有点紧张。这是因为在这不久之前，毛主席曾经冲荣恒发过一次脾气。事情是由一位外宾要到延安来引起的。当时荣桓看到毛主席用的被子已经十分破旧了，感到让外宾见到不大好，就叫供给部给毛主席换一床棉被。毛主席见到这床新被子，立即追问是谁让换的。当他得知是荣桓后，就打电话给荣桓，责问为什么要换被子。他在电话里说：“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条件，吃的是小米、高粱米，还是带壳壳的，穿的就是破旧的衣服。为什么盖旧被子就不能见洋人，要另搞一套？”他说话声音很大，虽然有湖南口音，我在电话旁边仍听得清清楚楚的。荥荣桓接完电话感到毛主席说的很有道理，立即让供给部去把原来那床旧被子再换上。到了他住的窑洞，毛主席起身招呼我坐下后，很和蔼地说：“啊，你就是林月琴同志，都做过什么工作？打过仗吗？”我回答说：“我原来是四方面军的，抬过担架，当过宣传员，到川陕后带了一个营的女工兵。”毛主席笑着说：“噢，你还是个营长嘛！你们结婚还没有请我吃糖呢。你们那一天用什么来待客？”我回答：“宋裕和从西安捎回了半袋洋面，吃了一顿面条。”毛主席风趣地说：“怎么，吃面条也不请我？”我忍不住笑了。刚来时的紧张和拘束感一扫而空。接着，毛主席亲切地向我讲起了荣桓的经历和为人。他说，荣框曾先后在长沙、北京、青岛、广州、武汉等地求学。1927年在武昌中山大学入了党。在大革命失败后，他受党派遣，到鄂南从事农民运动，组织了通城农民暴动，带了通城、阳崇农民自卫军100多人枪到江西修水，参加了湘赣秋收起义。几个团一开始都打了败仗，后来便从文家市向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进军。到三湾改编时，有些人在艰苦的斗争中动摇了，有的甚至不辞而别。荣桓坚定地留了下来，被任命为我军第一批连党代表之一，上了井冈山。古田会议以后，毛泽东提名荣桓为红四军前委委员并建议任命他为第二纵队随党代表，后又任红四军政委。讲到这里，毛主席说；“为什么让他当党代表呢？就是因为他老实。”提到老实，我不由得向毛主席说起荣桓曾向我讲过的他的一段亲身经历。通城暴动以后，农民自卫军见他是个识文断字的大学生，便推举他保管自卫军装在一只皮箱里的现金。队伍从通城向修水转移的途中，荣桓提着这只沉重的箱子,感到十分吃力。这时，有两名农军战士走过来对他说：“先生，你辛苦了，我们来帮你提吧！”不由分说便把荣桓提的箱子夺了过去，荣桓看这两人是队里的战士，便松了手。等到宿营时，那两个人连影子也找不到了。荣桓和我谈起此事时说：“走进革命队伍里的人也并不是都是来革命的，混饭吃的、找出路的，大有人在。”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说：“你看，从这件事上，他这个老实人也悟出了一条真理呢！所以他对是和非、正确和错误鉴别得特别分明。”毛主席还告诉我，第四次反“围剿”以后，荣桓被调离部队改任总政的巡视员和动员部长，仍然老老实实为党工作。他在一个地区领导扩大红军，3个月完成扩红3000人的任务，受到中共中央的表彰。接着，毛主席说:“荣桓同志是个老实人，可又有很强的原则性，能顾全大局，一向对已严，待人宽。做政治工作就需要这样的干部。当然,老实人免不了受人欺负，这也没有什么，历史总会正确评定人们的功过是非。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老实实的态度是不行的，我们共产党人都要做老实人。”最后，毛主席关切地问我：“你们新婚不久就要离别，我是不是有点残酷？”我立刻回答：“这是革命的需要嘛！”毛主席满意地点点头说：“好，以前你当宣传员，提着石灰桶刷标语，动员人家送郎当红军，今天你自己也送郎上前线啰！”从毛主席那里告辞出来，贺子珍送了我一程，她拉着我的手，对我说，她和罗荣桓早在井冈山时期就相识了。她感到荣桓十分忠厚老成。长征之中，她骑了一匹小骡子走得慢，经常掉队。当时荣桓所在部队负责殿后、收容，她经常掉到荣桓所在的部队，荣桓一见她来，立即安排她的宿营、警戒。电话线一架好便打电话向毛主席报告，让毛主席放心。贺子珍说，她掉队到荣桓所在部队就像到了家里一样，感到十分安全。从毛主席那儿回来，我向荣桓讲了毛主席接见的情景。他是不习惯流露自己感情的。他把毛主席的关怀和褒誉深深埋进心底，加紧了奔赴前线的准备工作。临分别的那一天，他才对我说：“我走了，你留在延安好好学习、工作。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记住毛主席的话，永远做老实人，忠诚于党的事业。”1942年是山东抗战中最艰苦、最紧张的一年。荣桓曾将这一年比喻为“拂晓前的黑暗”。就在这一年年底。因劳累过度，荣桓得了尿血的病，人日见消瘦，但查不出病因。也是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决定在各根据地内实行党、政、军的一元化领导。中央经过反复酝酿，决定叫荣桓担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一一五师政委兼代师长。但此时荣桓因病情严重，1943年3月11日，他致电中央，请求准许他休息半年。毛主席接到电报，感到十分突然并表示关切，12日，他和朱德复电：“你的病情如果还不是很严重，暂时很难休息。”同时建议让荣桓的战友黎玉、萧华等多分担一些工作。从那以后，毛主席对荣桓的健康一直非常关心，经常发电报询问病情，安排治疗和休养。当山东军区新的机构组成以后，毛主席便批准荣桓赴新四军，请当时在新四军工作的国际友人、奥地利籍的泌尿科专家罗生特诊治。我陪同荣桓于这一年5月间到达新四军军部驻地淮南好贻县黄花塘。罗生特大夫诊断查明，荣桓的肾脏有病变，但究竞是肾癌还是多囊肾，由于缺乏必要的医疗设备，罗生特也无法确诊。这时，国民党派李仙洲率九十二军入鲁反共，山东斗争形势顿时紧张起来。尽管在新四军医疗、休养条件均好于山东，但荣桓在黄花塘仅住了一个多月，便返回山东。这一年秋季，为了就近为荣桓治病，陈毅同志将罗生特派往山东。但当时在山东仍未买到大一点的X光机，罗生特仍做不出正确的诊断。他建议让荣桓秘密赴上海治疗。山东分局研究后发报请示中央。毛主席复电同意，我便陪同荣桓前往新四军三师，准备从那里再通过地下交通线去上海。毛主席发出同意荣桓赴上海的电报后，又很为荣桓的安全而担心，很快于1944年2月8日又发了封电报说：“你的病况，中央同志大家关心，因来电所述的病情甚为严重，故我们复电在山东医治，如不可能则去上海，实含若干冒险性质。究竟近情如何，是否完全不可能在山东诊治，又是否完全不可能来延安而非去上海不可，如果去上海又如何去法，均望详告。”毛主席的电报，关怀之情溢于言表。然而，当军区收到这封电报时，我们已经出发了。直到2月27日我们到达三师驻地，才看到这封电报。荣桓在红军时代攻打梅县中，腹部负过重伤，身上有伤痕。毛主席所说“实含若干冒险性质”即指此。荣桓看到这份电报后，即决定不去上海，又返回山东。到1945年，荣桓的病情越来越严重。毛主席考虑到荣桓兼职很多，担子太重，决定将林彪调往山东。8月26日，毛主席亲笔撰稿，致电山东分局：“林彪、肖劲光二同志昨日飞抵太行转赴山东。分工：罗荣桓为书记及政委，林彪为司令员，肖劲光为副司令员。如罗因病必须休养时，林代理罗之职务，林、肖均为分局委员。其余不变动。”然而，到了9月19日，为了贯彻“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中央又决定调荣桓去东北工作。此时荣桓因病重已难于支撑下去。他曾向中央提出，希望能休养一个时期，如果一定要去东北，他请求不要让他当部队主要领导人。中央复电，由于斗争需要，东北还是要去，到东北后治疗条件可能要好一些。于是，荣桓便率山东军区部队6万余人于1945年底前陆续到达东北。途中，荣桓被任命为东北人民自治军(不久改名为民主联军）第二政委。到达沈阳后，荣桓立即投入紧张繁忙的工作。待调到东北的部队基本安排就绪后，荣桓抽空到前日本陆军医院作了身体检查，照了X光片。日本医生诊断为肾癌，认为必须动手术。罗生特也表示同意，东北局报告给中共中央。当时，前日本陆军医院政治情况我们并不清楚。为了保证安全，毛主席经慎重考虑后，主张让荣桓到驻朝鲜平壤的苏军医院治疗。为此毛主席还向金日成同志和苏联方面发了电报，作好了安排。我们在平壤，受到了金日成主席的热情接待。在平壤苏军医院，荣桓的病再次被确诊为肾癌。由于这所医院是野战医院，不具备施行肾切除手术的条件，院方建议尽快去莫斯科治疗。毛主席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联络部门同苏方联系。1946年7月，我陪同荣恒赴莫斯科。手术进行得很顺利。这一手术保证了荣桓能以比较健康的身体投入解放战争紧张的工作。但是，1949年4、5月间，荣桓在天津视察时，又突然病倒了。他只有左肾，又有高血压、心脏病和动脉硬化。经过辽沈、平津两大战役的紧张工作，有一天他在同一位干部谈话时，突然晕倒了。毛主席得知后决定派保健医生黄树则赴津为荣桓治疗。黄临行前，毛主席给荣桓写了封亲笔信，托黄转交。毛主席在信中要求荣桓在天津安心养病，暂时不要随军南下。毛泽东还用“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这样的谚语来安慰和鼓励荣恒。建国以后，毛主席对荣桓的健康仍然十分关心。荣桓在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部长期间，工作相当繁忙。他常要到总政和总干机关去办公，时常还要去参加军委召开的会议。由于经常劳累过度，他的病时常发作。有时一个会开完了，他需要靠在沙发上休息好长时间，才能缓过劲来。毛主席知道后，于1950年9月20日，在荣桓上报的一份干部任免书上写道：“荣桓同志，你宜少开会，甚至不开会，只和若干干部谈话及批阅文件，对你身体好些，否则难于持久,请考虑。”到1956年，荣桓心绞痛反复发作，他怕贻误工作，便写报告请彭德怀同志转报毛主席，请求辞去总政治部主任职务。毛主席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同意了他的请求，但在八届一中全会上，由毛主席提名，又选举荣桓为政治局委员。以后，由于身体不好，中央有一些会议，荣桓没有参加，但是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我陪他去了。会址在成都金牛坝招待所。荣桓参加了一次会议后，毛主席就指示他，会中可以退席，不要勉强坚持下去，可以在宿舍看看文件。有一天，我陪荣桓在院内散步，看到毛主席也在散步。当时，正在除四害，到处都在轰赶麻雀。但金牛坝招待所内无人轰赶，因此许多麻雀都飞到招待所里来，喊喊喳喳，十分热闹。我们和毛主席打了招呼后，毛主席挥了挥手说：“你们看，麻雀都到这里避难了。麻雀还有个避难所，比我们当年下井冈山时还好一点。那时我们连个避难所也没有了。”毛主席说到这里又看看我说：“还是我说的对吧，我们这位病号可是老实人呀！我喜欢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看来，毛主席仍然记得他1937年同我的谈话，他的话似乎就是接着那一次谈话说的。尽管毛主席对荣桓的健康状况十分关心，派最好的医生给他诊治，但是由于当时医学水平的限制，尚不能进行肾移殖手术，荣桓的健康每况愈下。到1960年底，经罗瑞卿和萧华提议，毛主席又决定让荣桓复出，当总政治部主任。荣桓又带病工作了两年多。1963年秋季，不仅血压高，心绞痛时常发作，肾功能也衰竭了，住院不久便报了病危，毛主席指示组织全力抢救。但是，用尽所有办法，抢救无效，荣桓于1963年12月16日下午逝世。这天晚间，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会议听取聂荣臻汇报10年科学技术规划。开会前，毛主席提议与会者起立为荣桓默哀。默哀毕，毛主席说：“罗荣桓同志是1902年生的。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很有原则性，对敌人狠；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作用。”当晚，罗瑞卿同志便让郝治平同志把毛主席的话说给我听。毛主席对荣桓的评价是对我们最大的安慰。后来我听说，荣桓逝世后，毛主席十分悲痛，几天内都睡不着觉，他写成一首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鹦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毛主席这首诗在1963年并未发表，发表此诗已是1978年9月，其时毛主席逝世已经两年了。这首诗正如《毛泽东诗词选》的注释者所说，是“在悲痛的激情中写成的”。这不仅表现在诗的内容上，也表现在诗的书法上面。从诗句看毛主席的激情犹如江河直下，对用词来不及推敲。从书法看，他写时手有点抖，到最后两句，看笔势似乎已经不能成篇了。这一篇的手迹同毛主席同时书写的曹操诗《龟虽寿》之潇酒奔放，形成了强烈对比。毛主席写这首诗，无论从内容还是从书法看，都说明他在荣桓逝世后一度处于极度悲痛之中，由此可见毛主席和荣桓有着深厚的革命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