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2011年的南亚侨民大会上，一位印度学者向新加坡开国元勋李光耀提问：印度要怎么实现崛起？李光耀当场回应称，“没人能改变印度”。
李光耀用40年的视野来看待印度，从最初的充满期待，到后来变得直言不讳的悲观，他到底为什么会得出这么一个看似绝望的结论？印度真的像西方媒体一直说的那样，有可能成为“下一个中国”吗？
40年观察，从热切期许到冰冷失望
李光耀对印度的评价不是突然得出的，而是在1950年代到2011年之间经过长期观察积累而成的。自1959年就职总理以来，他多次向印度伸出友好之手，1959年和1962年他多次访问印度，亲眼见证了尼赫鲁时期的蓬勃朝气。他坚信印度将会成为一个繁荣的国家和世界级大国，这份乐观在1964年尼赫鲁去世后变得更加坚定，李光耀不辞劳苦，专程参加追悼会，还发表了悼词。
在他看来，印度不仅仅是一个邻国，更是未来亚洲的榜样。在1990年代的几次采访中，他直言不讳地表扬“印度的伟大之处还没有完全展现出来，它的潜力还没有被充分发掘和利用”，就像印度是他心中一块尚待雕琢的璞玉。
到了1990年，李光耀虽然已不再担任总理，但在他出版的《李光耀观天下》中，感觉到一些微妙的变化。他提到“美国可能会遇到一些难题；欧洲将变得次要；印度的困难也不少”，依然相信印度的未来是光明的，但第一次承认它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这样的矛盾，主要反映出他一贯的实用主义思想：他从早年开始推行亚洲价值观，鼓励包括印度在内的亚洲国家走出西方的影响，把印度当成自己的盟友。
现实很快给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到了70年代，李光耀的自信开始动摇，他公开批评印度体系的低效率，认为印度虽然会成为军事大国，但经济不会出大气候，因为官僚体系让一切变得沉闷。这种看法到了2005年，变得更加尖锐：“印度的官僚机构动作慢，拒绝改革，让人觉得像在雾中迷失，看不到希望的出口。”几年后，他终于彻底放弃了以前的所有期待：“我不再对印度抱有任何乐观，我觉得没人能治理好印度。”
短短几十年里，李光耀态度突变的根源，主要在于他逐渐看清了印度的真实面貌和决策背后与实际情况的脱节。早期，他对印度的民主制度挺欣赏，1990年代还曾表示“从长远来看，印度凭借民主体制和法治可能具有一定优势”，但后来他意识到这只是一层表面功夫。进入2000年代，他毫不掩饰地指出，印度虽沿用了西式的民主制度，却不知道怎么好好运转，民主制度可不是万能的灵药。
印度的问题不在于资源匮乏，而是制度变得死板不灵活。新加坡能在短短一代人内实现崛起，主要靠的是高效的执行力和务实的改革措施。反观印度，几十年来的内耗让李光耀感到痛心不已，他曾经在2011年总结过：印度骨子里的复杂性，靠领袖的意志是改变不了的。
从1970年代开始，他就指出印度官僚体系中存在的压抑感，官员们把自己看作管理者而不是服务者。这种情况源于英国殖民时期留下的老毛病。英国统治时，官员们仰仗着权力，而印度的官员也沿用了这种“官本位”的思想，结果造成整个体制运转不畅，地方往往不会理会长官的指示。
李光耀曾建议印度领导人放弃老旧的体制，接受新思想，但他们的回答却是“无法作主，印度就是如此”。这句回应暴露出一个残酷的现实：不进行制度改革，任何想象中的崛起蓝图都只能停留在空想中。
从长远角度来看，官僚体制的问题不仅仅是管理上的漏洞，还体现出国家凝聚力的缺失。早在1970年代，李光耀就预料到印度或许会发展成军事强国，不过经济方面却难以实现繁荣。
印度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力争夺让改革深水区的推进变得困难，小型利益集团，比如垄断企业，很容易就能否决国家战略。印度政府大量投入，推行免费医疗和补贴，规模远远超出了财政承受能力，结果反而拖累了财政状况。这种“看似为民”但实际上效率低下的体制，决定了印度难以走上新加坡或中国那样的崛起之路。
李光耀之所以犀利，是因为他洞察到官僚体系的基因里就藏有自我破坏的倾向，单靠一个领导人或一项政策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的。
印度崛起还要多久？
李光耀早就洞察到印度社会的复杂情况，后来还在公开言论中批评了缺乏平等的问题。那种存在了三千年的种姓制度，使得底层民众很难突破自己卑微的位置，难以实现向上的流动。李光耀指出，这个问题实际上削弱了人们的奋斗热情，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众普遍觉得不公平，国家的发展动力就会逐渐减弱。与此相反，新加坡社会高度流动，人民有更多机会向上爬。而印度社会就像被困在传统的铁笼里，无法突破。到了2000年代后，印度政府试图用法律来推动公平，但实际效果却适得其反，贫富差距变得更大，财富的集中也愈发严重。
印度一直迷恋那种死板的计划经济模式，从尼赫鲁时代开始，就特别强调快速发展和工业化，却因为领导层分歧，导致政策经常摇摆不定。李光耀在1990年代提出的“亚洲价值观”里提出，国家利益要放在首位，可印度的现实却完全不同：大型企业的利益常常压倒一切，涉及改革时，一旦触及到既得利益集团，就会立刻被叫停，难以推进真正的变革。
面对文化发展的停滞，李光耀看出了印度最难解决的难题：因为缺少统一的语言，导致民族之间变得非常松散。印度的语言状况相当混乱，官方的英语或印地语根本不是主要使用的语言，各地还充满了各种不同的部落方言。
两个人来自不同地区，可能根本听不懂对方说的话，这种裂痕让国家的行动能力变得很弱。莫迪被称为“执政天才”，但他没能推动统一的语言，主要原因是深厚的文化传统已经腐朽。李光耀尖锐地指出印度人太过固执，传统观念束缚了他们的改革步伐。
李光耀经过40年的观察，发现了一个不断重复的死循环：如果文化不进行改革，社会和经济发展就难以取得突破。比如，官僚体系和社会不平等，都是源自陈旧的等级观念。印度政府曾尝试采纳李光耀的建议，进行一些小规模的调整，但由于封建思想的阻碍，最终都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这就验证了他在2011年提出的核心观点：没人能够改变印度的文化根基。文化的停滞让印度在全球化竞争中处于劣势，外资因为语言和信任问题不敢深度投资，国内实力的积累也难以实现。
印度拥有巨大的潜力，关键在于面对问题而不是逃避它。近年来，印度在科技等领域取得一些进展，但如果不进行官僚体系的改革，弥合社会矛盾，以及推动文化上的变革，这些潜力始终只会停留在潜力阶段。
李光耀的悲观看法反映了他多年的经验，要实现改变，制度与文化必须共同发展。对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而言，印度的例子提醒我们，没有快速成功的捷径，唯有不断积累实力，打牢基础。
